这是今年我们在戛纳另一位作者德仁马的文章，他接受的事来自导演双周单元的一部影片：
戛纳电影节即将闭幕，就在期待其最终花落谁家的时候，戛纳的导演双周单元早已“悄无声息”地在杜皮约今年的第二部作品《眩晕》里平和地落下帷幕。
昆汀·杜皮约《眩晕》
相较于大家耳熟能详的主竞赛单元，导演双周一直以来都仿若戛纳的赠品，出现在五月的这个小城和全球市场。与普罗大众都瞩目的，发生在卢米埃尔宫的竞赛相比，导演双周则更像是迷影群体继续去捍卫作为艺术的、电影的非竞赛阵地。
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大师们”都来自于这里，譬如侯孝贤，香特尔·阿克曼，格斯·范·桑特，迈克尔·哈内克，布鲁诺·杜蒙以及克莱尔·德尼。
今年的双周也依然没有让人失望，无论是杜蒙的新片《红岩》，还是裘德的《女仆日记》，它们在形式还是在文本上，其实比绝大部份的主竞赛电影走得更远。
显得主竞赛单元仿佛就是一个给明星，网红走红毯的摆设。
《女仆日记》
而在上述两部精彩的电影之外，今年双周单元有一部来自韩国的电影《朵拉》，几乎是一骑绝尘地在自由的叙事中，超越了所有还拘泥在现实世界中的当代电影。
这个电影改编自弗洛伊德的临床案例《朵拉》，它从一个身体和心灵都患疾病而和父母来到乡下疗养的女孩出发，讲述了一个关乎爱情本质的变态故事。
就像豆瓣热门评论所说的，这个故事实在是太过抓马，所有人之间仿佛都有不正当的关系。但是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是为了戏剧所以才戏剧的，这样的错综复杂在《朵拉》里被郑朱莉这个天才导演拍得极其具有诗意。
而它诗意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导演发现了自然之中自有的戏剧性和人物内心隐秘情绪的关系，人物的内心被弗洛伊德理解为是精神分析的对象。
而郑朱莉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上断然进行了强大的深入，以及同样，非常重要的改造。
所以她直接阉割了原始文本里，又土又俗的男人发明的欲望——力比多，而将它变成一种无性别的直觉与凝视。在这样似乎有趋势，但是却没有行动的凝视里，郑朱莉重新地提出了她对于欲望的发现：即一种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孤独的岛屿。
在这样的孤岛中，你不能够指望别人能够理解你。但是也恰恰在这样的孤岛上，你才可以在想象中获得肉身远不能及的乐趣。
进而，在电影进入到后半段，朵拉的疾病发生了实质的转变之后，她也在天气突变的过程中猛然看见了自己对于父亲情人的爱慕。
那个时候她刚刚康复，当她看见欲望了之后，疾病便重新回来了。
身体和精神的极度关联似乎是每一个现代导演都可以做好的事情，但身体，精神，自然的关联呢？
毕竟，身体和精神之间有某种密不可分的物理关系，那么人该如何理解自己与自然的，时刻在变动的关系呢？
在杜蒙的大师班中，他说只有成年人会看风景，因为孩子们觉得自己在自然里。当我们在知识中发现了我们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中的时候，自然便与我们无关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人类（身体和精神的整体）又和自然互为身体。
郑朱莉镜头里的自然就是朵拉的精神，而朵拉皮肤上的疾病则构成了朵拉的身体。两者都是当你在健康的时候看不到，当你痛苦的时候你才发现的东西。
就这样，下起了暴雨，朵拉的皮肤重新冒起斑点，郑朱莉在这样的关系里极其巧妙地控制了现实和超现实之中的张力。
因此在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她通过一段梦交代了最后的，她对歇斯底里症的现代回应。这个回应是她对弗洛伊德的反击，也是对弗洛伊德的辩护，是对弗洛伊德的羞辱，也是对弗洛伊德的超越。
此前，另一位韩国导演李沧东曾在他改编自小说的电影《燃烧》里，通过超现实的方式重塑过人的内在精神。只不过他的超现实和虚构紧密挂钩，所以我们会在这样的暧昧性中丧失对于角色真实情绪的直接的察觉。
而在《朵拉》中，虽然导演选择的视听语言没有李沧东干练，简洁，但是郑朱莉所建构的孤岛，远远比李沧东虚构中的极端事件更贴合人物的内心，而非人物的阶级或者社会处境。因此当朵拉在结尾做出那样的行为之时，她的悲哀是不需要通过死亡传递的。她的悲哀是一种绑架，一种出走。她的悲哀和她的救赎一样，从她的内心出发，不需要外力。
《朵拉》的叙事形式的内核和《燃烧》非常相似，都带着强烈的隐喻色彩，并且虚实变换。但郑朱莉在探索一个人极度的爱恋与自卑中，走得比李沧东单纯从阶级出发的探索更远。
笔者私心认为如果这部电影在主竞赛一定会更好，甚至会载入史册！
但是笔者也私心地为她入围导演双周而高兴。因为对于戛纳电影节而言，不是这个作品的单元或者奖项成就了这个作品。而是这个作品，成就了这个电影节。
